广西生活网-新闻-体育-娱乐-饮食-财经-商户-汽车-科技-旅游-婚嫁-房产-图库-教育-健康-游戏-问答 |

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学?

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学?

今年是北京大学建校120周年,校庆未至,关于什么是北大精神,什么是真正的大学的讨论从未停止,北京大学乃至中国大学仍有很多不足之处,但正如陈平原老师所说:正因为中国大学仍“在路上”,既非十全十美,也不是朽木不可雕,这才值得你我去追踪,去思考,去参与。

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大学?

陈平原

正因为中国大学仍“在路上”,既非十全十美,也不是朽木不可雕,这才值得你我去追踪,去思考,去参与。

关于大学,有三种提问方式:为什么需要大学?这几乎不必要讨论;怎么样办大学?那光说不练不行;需要什么样的大学,这还差不多,此话题可以讨论,也大有深究的必要。世界上的大学,千差万别,不是命定如此,更不是别无选择。恰恰相反,大学办成什么样子,是一个时代、一个民族主动选择的结果。有外部条件的限制,但主观上的努力同样很重要。今天中国的大学之路,到底该怎么走,仍在探索,还有商量余地。正因为没有完全定型,存在着多种可能性,这才更值得诸位去体贴、关心、介入。

媒体中的大学

将大学全都推向市场,不是好主意

大学受到世人如此高度关注,这也是中国特色。这种关注,最终落实在媒体上关于大学的集中报道。高考不用说,几乎是全民总动员,每年上演的,是同样的节目,可公众百看不厌。从试卷的押运、考场的周边环境、考试那几天的气温、考场外家长的焦急等待,还有交通警察如何维护秩序、警车运送走错路的考生等,诸如此类的动人故事,每年都有。接下来的是教师阅卷、有关部门公布录取分数线以及各名校在本省市招生的名额等;再接下来是有人欢天喜地,有人唉声叹气,学界开始争论考不上重点大学的学生有没有必要复读、选择民办大学前途如何、小留学生出国是否合算;再再接下来,该轮到贫困生能否上得起大学、高考状元有无奖励、各省市录取分数线悬殊是否公平等。你看,新生还没入学,“故事”已经讲了一大堆。这还只是例行公事,平日里更多突发事件。如研究生录取作弊,学术著作抄袭,还有老教授的新婚姻等一系列问题,都可能成为极好的社会新闻,出现在报纸的任何一个版上。我说“任何一个版”,是有所指的。以前大学新闻主要在教育版上露面,现在神出鬼没,无所不在,可以是政治、科技、法律,也可以是经济、体育、娱乐。

大学成为公共话题,吸引了众多的研究者,我也不例外。偶尔出镜,但更适合于专业著述或报刊文字。喜欢谈论大学话题,以致有时被介绍为“大学史专家”。这属于“美丽的错误”。因为,我的本行是文学史研究,“文学史”与“大学史”,形近而讹。我始终称,自己是大学研究的业余爱好者,是amateur,“爱美的”。五四时期,陈大悲等介绍西洋的业余演剧,并在中国提倡“爱美剧”,用的是英文amateur 的音译。中国的教育问题,关系重大;有权利且有义务谈论此话题的,不仅仅是教育部官员或教育学专家,而应该是每一个关心社会发展的知识分子。实际上,这些年来关于教育问题的讨论相当活跃,跟一大批业余爱好者的介入有关。

大学之所以成为社会热点,外在原因是:第一,百余年来,现代中国的政治体制、学术发展、经济及法律环境的形成,都跟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时至今日,大学对于中国社会进程的巨大影响,一般人都能看得很清楚。第二,由于连年扩招,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,大学的是是非非,牵涉到千家万户。你别看他是个卖菜的,只有小学程度,可他的孩子读了研究生,他同样有兴趣关心大学里的事情。第三,传媒人大多受过大学教育,他/ 她们的兴趣决定了大学可以成为社会新闻。第四,大学教授日渐明星化,其中的佼佼者,收入不如体育或娱乐明星,但也有不少坚定的“粉丝”,其言谈举止同样具有新闻价值。

更重要的是内在原因:第一,中国的大学体制及教育方式有问题;第二,跟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一样,中国大学也在转型;第三,正因为有问题,在转型,具备往各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,公众才有批评及建议的热情。最后一点同样不该忽视:大学话题不属于“禁区”,虽有些言不尽意,总比以前捂着盖着好多了。

有一个疑问,如此局面的形成——即大学经常在媒体中露面,有无大学自身炒作的成分?应该说,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因素,尤其是著名大学五十大庆、百年校庆前后,总有大量宣传味道十足的连续报道。还有,需要抢夺生源的民办大学,比如吉利大学、西安翻译学院等,都有很成规模、带有明显广告色彩的长篇通讯。不过,一般情况下,关于大学的新闻,大多是媒体主动选择的结果。我问过北大宣传部长,媒体喜欢谈论北大,是不是你们故意营造的?他说,校方很少主动出击,大都是媒体找上门来的。原因是,请神容易送神难,人家不一定按照你的意图来报道,太积极,很容易弄巧成拙。别的学校我不懂,以北大的情况而言,太多的媒体关注,太多的新闻报道(包括正面与负面),不是好事情。大学发展有其内在规律,不该过分受制于政府决策以及社会舆论。

你到国外看看,人家的大学校园,比我们宁静多了。没有那么多喧嚣,没有那么多关爱,也就没有那么多在媒体上抛头露面的机会。传媒关注当下,需要热闹;大学追求久远,必须冷静。各有各的趣味,走得太近,在我看来,不是好事情。不针对具体的学校或媒体,我说的是整个社会氛围,即过分看重曝光率。几年前(2001),清华大学曾做出规定:在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卫视上做专题节目,可以得10 分;这等于在非核心期刊发表5 篇论文,或者在国内重点学术期刊发表一篇论文。这个规定引起很大争议,后来偃旗息鼓了。但我也听到另外的声音,比如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告诉我,他们学校不缺学业专深的教授,就缺这种能在电视上“侃”的;可能的话,他们也想找几个知名度高、经常在电视上露面的,不用写论文,只要每回出镜时打上“某某大学教授”就行了。这也是一个思路,等于给学校打广告。

办一流大学很难,需要社会的热情鼓励,需要大学中人的艰辛跋涉,需要积累,需要冲刺,而且还不一定成功;并非媒体上露面最多的,就是最好的学校。媒体代表公众的趣味,其关注大学,自有理由;大学必须有自己的立场、自己的目光与襟怀,如何看待媒体中日益张扬的大学形象,尽可见仁见智;但无法否认的是:第一,校园里的一举一动,很可能牵涉整个社会,连北大清华对进入校园的旅行团收费都可能引发热烈争论,你就可想而知。第二,转型期中国所有的社会问题,好的坏的,通通折射到大学校园里,大学不是世外桃源,围墙早就形同虚设。第三,所谓大学适应社会发展需要,不能简单理解为“订单式服务”;将大学全都推向市场,不是好主意。

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

中国是教育大国,但不是教育强国

关注中国教育的人,大概都会承认这么一个事实:中国是教育大国,但不是教育强国。很多人注意到,2004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%,高等教育规模已经超过美国,跃居世界首位。

就学术实力而言,学界普遍认为,北大清华只能排在二三百,进不了前百名。当然,如果带进学术声誉以及实际影响力,那又是另一回事。在北大百年校庆期间,我说过一句很有名的“大话”: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,北大现在不是、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“世界一流”;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,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。因为,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,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,这样的机遇,其实是千载难求的。我想说的是,大学排名取决于文化背景及理论设计,即便是国外很有影响的排行榜,也都各有其长处,也各有其盲点。说你十七,没什么好得意的;说你两百,也不必要丧气。

说这些,是有感于现在中国的大学校长,大都有理想,想做事,而且是做大事。这么一种积极向上的志趣,如果没有辅以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,很容易变成花拳绣腿,热衷于做表面文章。明白办大学、办好大学、办第一流大学很不容易,以平常心看待中国大学的进步,不提过高的标准,更不要拿排名、获奖说事。

学术讲究积累,单有个别天才不够,还需要一大堆学术上的台阶,不可能一蹴而就。常见学生们追问,我们什么时候才有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?不想学走路,就想着百米冲刺,破世界纪录,这样的心态,很普遍。一开始,我会表扬他们“雄心壮志冲云天”;现在,反过来,我批评他们“自私”、“偷懒”。尽想着破纪录后的鲜花与掌声,不愿意做铺路石。一代人,不,几代人中,摘取科学桂冠的,就那么几个。其他人的工作,很可能只是在“铺路”。不否认学问是在不断推进,但大都是点点滴滴的进步;积少成多,终于有一天达成“科学的革命”。这样的学术史观,现在似乎被颠覆了;你看媒体上的报道,每天都有激动人心的突破。惟一不明白的是,如果只是各领风骚三五天,这“填补空白”也就太容易了。

老一辈学者讲话严谨,甚至可以说是木讷,这不妨碍我们对他们的尊敬。现在不一样了,新一代学者大都变得伶牙俐齿,能说会道。不能说没有努力过,可很明显,说的远比做的好。这不是个人性格问题,而是学术制度造成的。都说近年中国学界十分浮躁,为什么?在我看来,最大原因是各种冠冕堂皇的学术评奖。我承认“重奖之下,必有勇夫”;但不太相信评审之举,能长学问。对于人文学者来说,独立思考的权力、淡定读书的心境,以及从容研究的时间,是最为重要的。印象里,评奖最多的,是那些容易做假的行业。越是不自信,越是质量没保证,越需要各种奖项来“保驾护航”。

得出三个小小的结论:第一,中国大学要想成为世界一流,任重道远;第二,提升中国学术水平,不能急火烧心,更忌讳乱吃补药;第三,过多的规划、检查与验收,过于频繁的学术评奖,不利于学术的发展。

大学需要“学问”,更需要“精神”

大楼不能取代大师

1931 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,其《就职演说》中有一段话,近年常被引用:“所谓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。”大楼与大师,代表着办学的两大支柱:金钱与学问。这两者都很重要,只不过世人偏重看得见的大楼,梅贻琦这才有必要强调大师的重要性。某大学校长为了表示自己看问题更全面,提出:我们既需要大师,也需要大楼。这是废话,梅贻琦主持清华时,也没说过不盖大楼。

这个话题,我想略微拓展。当我们谈论“大师”对于“大学”的重要性时,主要关注的是学问。可大学除了博大精深的“学问”,还需要某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“精神”。在某种意义上,这些没能体现在考核表上的“精神”,更能决定一所大学的品格与命运。

“大楼”不能取代“大师”,这是目前大家谈得比较多的;我想补充的是,“学问”不等于“精神”,办大学,必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。学校办得好不好,除了可以量化的论文、专利、获奖等,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及学生的精神状态。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,有明显的精神印记。过去常说“教书育人”,不是没道理的。不管你是培养“英国绅士”,还是所谓的“共产主义新人”,都是把人的精神面貌放在第一位。19 世纪英国著名教育家纽曼积极倡导自由教育,以心智训练、性格修养、理智发展为目标。关注的是心智,而不是专业技能,用他的话说,便是“构建概念的能力”:“这种能力是心智的科学构成的结果。这是一种习得的判断力、敏锐力、洞察力、见识力、心智的理性延伸力以及才智的自制力及沉着力。”(参见约翰·亨利·纽曼著、徐辉等译《大学的理想》72 页,杭州:浙江教育出版社,2001)无论我所说的“精神”,还是纽曼强调的“心智”,都是以人为中心,注重长时段的影响,而非一朝一夕、一时一地的表现,故无法落实在各种硬指标上。

总的感觉是,目前中国的大学太实际了,没有超越职业训练的想象力。校长如此,教授如此,学生也不例外。北大学生常被批评为不谙世故,书生气太重;但在我看来,这不是什么坏事。如果大学还没毕业,已经老气横秋,像坐了十几年办公室,对所有人事均能应对自如,这其实很可怕。学生嘛,总该有点理想主义,即便不切实际,也没关系。

记得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是这样开篇的:“词以境界为最上。有境界,则自成高格,自有名句。”请允许我套用:大学以精神为最上。有精神,则自成气象,自有人才。

“师道”有无“尊严”

师生之间不应是雇佣关系

学生与老师的关系,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:尊师但不重道——管他说的对不对,你都得服从;重道而不尊师——吾爱吾师,吾尤爱真理;重道且尊师——追求真理,同时尊敬有道德有学问的师长。当然,师必自尊,而后生始尊之。启功为北师大书写校训“学为人师,行为世范”,这与传统中国“传道授业解惑”的设想,很接近。问题在于,近年大学校园老出事,于是有人危言耸听,说是“二千年的师道尊严毁于一旦”。我不同意这种说法。有些属于刑法管辖范围,比如杀人、嫖娼、猥亵小学生,这跟师道是否尊严关系不大。作为公民,无论从事哪个行业,违法必究。你要是把这跟特定职业挂钩,比如在教师大会上宣布:为了维护师道尊严,严禁嫖娼,那也太低级了。

大学乃社会的一部分,同样存在各种矛盾,包括:师生与政府的矛盾,极端的例子是“闹学潮”;以校长为代表的管理层与教师学生的矛盾;教师与教师、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矛盾;最后,也是最重要的,师生之间的矛盾。师生之间不可能没有矛盾,关键在于如何协调,尽可能使其处于比较和谐的状态。

关于大学管理,我的理想是:为中才定规则,为天才留空间。至于师生关系,我的想法是:不即不离,不远不近。此前,大家较多批评师生之间如同路人,缺乏感情交流,学校只是贩卖知识,学生选课真的是Shopping。但还有另一种倾向,很少被人提及,那就是师生之间缺乏必要的距离。

在我看来,大学校园里,教授不一定非跟学生“打成一片”不可。当班主任是一回事,如果只是教学或带研究生,没这个必要。我甚至认定,教授必须跟学生保持一定的距离。表面的威严与内心的温情,二者并行不悖。过于随和,缺乏原则性,什么事都好商量,容易使学生对师长及学问失去敬畏之心,效果并不好。上学期考试,有成绩不及格的学生打电话给我,说是“商量商量,给提提分数”。被我严辞拒绝后,学生还抱怨:怎么那么死板!

晚清以及二三十年代,教师很受尊重。抗战是一大转折,炮火连天中,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。五十年代的思想改造,对“师道”是一大冲击;到了“文革”,更是斯文扫地。最近二十年,政府在努力,包括设立教师节,增加学校拨款等,民间的态度也开始转变,可以说,教师正逐渐捡回失去的尊严。但东部与西部、城市与农村、大学与中小学、大学里从事基础研究的与应用研究的,所受到的尊重以及经济收入,仍有很大差距。

社会上普遍以金钱为评价标准,不再相信“知识就是力量”,也不再附庸风雅了。说句笑话,以前把老板叫老师,现在把老师叫老板。别的地方我不清楚,在北京,你走进饭馆,服务员保准叫你“老板”。我曾试图纠正,但没用,说是叫老板好听,大家都高兴。现在连大学校园里,也都流行这样的称谓,管自己的导师叫“老板”,真是岂有此理。师生之间,不再是从游、问学,而是雇佣关系,这太可悲了。

最后谈一个小问题,即校园里的礼仪。几十年反对形式主义,再加上文革中的破四旧,中国人不再讲“礼”,很可惜。不久前,文化部召开“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与发展研讨会”,有学者说起:在校园里碰到老师,怎么办,打不打招呼,该怎么称呼。视而不见,不太礼貌;叫“老师好”,好像小学生;叫某某老师,则可能影响人家的生活。那位先生称,最好就叫“老师”,不带姓。我的意见是,只求适意,不必太拘泥。或点头微笑,或打打招呼,或干脆回避,视情境而定。你想,教授在校园里散步,或思考,或休息,或亲密交谈,或陪客人游览,你硬要上去打招呼,不太合适。尊敬师长,有此意识,但不强求。

所谓的“礼”,并非只是仪式,很大程度是一种心情。辜鸿铭认为,“礼”应该译为“Art”,而不是“Rite”;周作人对此大为赞赏,称这就是“生活的艺术”(《雨天的书·生活之艺术》)。所谓“生活的艺术”,不仅仅在于调和禁欲与纵欲,达成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;还包括控制理智与情感、调节社会与个人、兼及庄严与轻松等,确实是一门艺术。惟一需要说明的是,我不主张自上而下地“制礼”,那样做,很容易意识形态化;我更倾向于通过教育,逐渐养成。

击上图,即可开启北大社微店小程序一键买书

责任编辑:

Copyright © 2009-2018 GXGP.CN All Rights Reserved
广西生活网 版权所有